留学丨张河：初渡东瀛，一个人的会计师实习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河，祖籍山西，1960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专业。曾为香港上市公司CEO，现居北京。

原题

初渡东瀛

    作者：张河

不久前，在金融业专业人士、著名会计师吴卫军先生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吴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40年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会计师发现美国有点匪夷所思》，文章分为导读语和转载40年前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中文译文）两个部分。

在我看来，文章的导读语部分更值得重点关注。因为其中介绍了4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中国会计界泰斗杨纪琬先生主导和推动了一个会计人才培养的“杨纪琬计划”，选送一批会计学研究生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实习，从而为我国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的过程，看完后不禁感慨万千。

这不仅是因为文章让我回忆起改革开放之初那个春风拂面的时代，也不仅是因为文中记述的四位会计师第一次走出国门所经历的事情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那么的新鲜和不可思议，更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杨纪琬计划”执行过程中外派实习生中的一员，而且还是该计划派出的前几批实习生中第一位亦或是少有的一位本科生的缘故。

吴先生所翻译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关于四位中国实习生初到美国的情况，实际上是从西方人的角度，透过四位中国实习生在美国的生活，来看待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而我今天的这篇小文，是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聊一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中国年轻人初到日本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谈谈当年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比较，从而让大家看到四十年来我们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巨变。

先让我们援引一下吴先生文章的导读语，以便让读者对这个“杨纪琬计划”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杨纪琬，中国会计行业的一代宗师，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奠基人，注册会计师制度重建和恢复的创始人。他在1980年代初主导和推动了一个人才培养项目，我们称之为‘杨纪琬计划’，具体内容是选送了一批会计学研究生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实习，从而为我国开拓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杨纪琬计划’中的学员后来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学员成为了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骨干，有些担任了中国会计教育界的教授，有些成为中国政府的相关负责人······

······重温这段历史，大家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四十年前，中国的老一辈会计师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他们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推动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

以上就是吴先生文章的导读语中有关“杨纪琬计划”的介绍。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及随后几年，随着中国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开展，中国会计学会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会计学会或注册会计师协会相继建立了联系和业务交流。杨纪琬先生作为国家财政部主管会计工作的领导和中国会计学会的主要与实际负责人（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开始考虑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重建和恢复工作。

1981年和1982年财政部以中国会计学会的名义，相继向美国派遣了两批实习生，到美国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学习会计和审计业务。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会计人员本来就严重缺乏，而既懂英语又懂会计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唯一可能的生源就是财政部科研所会计专业的研究生，因此这两批人员都是在财科所的研究生中选拔的。

随着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和日本公认会计师协会（即注册会计师协会）建立了关系之后，应日本公认会计师协会和日本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中国会计学会也将向日本派送实习生的事宜列入计划之中。但是在人员的遴选上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当时既懂会计又会日语的研究生一个都没有，如果坚持派遣的必须是研究生的话，那么这个向日本派遣实习生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和推后。

为此，中国会计学会和杨纪琬先生决定降低标准，在当时设有会计专业同时又开展公共日语教学的几家财经院校和综合院校财会专业中，通过考试遴选本科生前往。

文革后各财经院校和综合院校的财会专业基本上都是从78级开始招生，1981年6月开始选拔工作时，这些78级同学正在就读大三下半学期。当时我恰恰就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会专业78级就读，而且正好公共外语学的就是日语。于是经过初选，我们班6名同学和辽宁财经学院（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学院（现在的山西财经大学）、吉林财贸学院（现在的吉林财经大学）等几所院校会计专业同时以日语为公共外语的16名同学，一起集中到北京财政部招待所参加选拔考试。

经过笔试和口试，我和另外一名王姓同学得以过关，被确定为派往日本的实习生，定于1982年8月大学毕业后，于9月份前往位于日本东京的等松青木会计师事务所（当时的杜罗斯国际日本成员所，英文名为Tohmatsu Aoki & Co, Touche Ross International，1993年成为德勤国际的重要事务所，现英文名称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实习。

我于1982年8月本科毕业，王同学因为家庭问题没有成行，于是我独自一人于9月13日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航班飞赴东京。

1982年9月13日下午，抵达新东京国际空港小憩

四十年前出国学习，无论公派还是自费都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哪儿像现在，出趟国就像去外地出差一样简单，一个行李箱放几件日常替换的衣服就走，到了国外发现缺了什么，就去商场和超市购买，掏出现金或者信用卡就结账。

那时候出国，早早就开始准备，就像准备自己的婚礼。先从派出单位领一笔出国置装费（大概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一年的工资收入），开介绍信，去指定的服装店做一身西装、一身中山装、一件大衣，再配上两条领带、两双皮鞋，外加一个大行李箱，这些都是出国人员的标配。

出国当天在机场遇到无论是哪个单位的的出国人员，个个都是一身崭新的、几乎是统一样式的宽大灰色西装，一双新皮鞋，系着一条鲜艳的红色或者红底彩色印花真丝领带，仿佛是参加集体婚礼的新郎一样。

而出国前一两个月，派出单位的外办还要给出国人员进行外事教育，学习各类文件，强调外事纪律，各种的“注意、不许、应当”，满脑子灌的都是“警惕、遵守、谨防”。仿佛出国不是去学习，而是去敌占区潜伏、去做地下工作一般。

由于我在日本的一切费用都是等松青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所以走之前连出国人员可以兑换的30美元零用钱都没有允许给我兑换，于是我身无分文就登上了飞机，假如到了日本没有见到接机的人，我连打个电话的钱都没有，那可就惨了。

飞机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平稳降落在位于千叶县的新东京国际空港。入关的手续办的挺顺利，走出海关来到接机大厅，见到了前来迎接我的等松青木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高桥厚夫、行政经理江越真、会计师近藤义雄和近藤的新婚夫人，因为他们担心我的日语水平会有问题，无法充分交流，特意带上了毕业于日本创价大学的近藤夫人，因为她学过中文，必要时可以给我翻译一下。

一年前，高桥和江越两位先生曾到过北京拜见杨纪琬先生，抽空专门对我和王同学进行了面试，那时候我说日语还有些结结巴巴，但经过一年的苦练，再次见面时我已经可以和他们进行较为充分的沟通了，而且我的日语程度远好于近藤夫人的中文，这让他们几位大喜过望。

经过寒暄和短暂的休息，几位陪我乘坐机场大巴前往东京市区，在箱琦换乘出租车，送我去事务所为我租的公寓。

出租车穿过东京闹市区的时候，已经夜幕降临，整个城市华灯初放，霓虹闪烁，五彩缤纷。由于正值下班高峰，车子走走停停，让我有机会仔细看看东京的街景。走过一段最为繁华的街道时，他们告诉我这里就是著名的银座商业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群和街景，不仅从来没有见过，甚至在我的想象中都不曾想到世界上会有如此漂亮、繁华的城市，就连当年中国的电视里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

要知道四十年前，我从小就居住的大城市北京都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商业还不繁华，所谓的商场和街边星星点点的商业店铺无论是装潢还是陈列的商品，都比不过如今中国县城里的百货商店，更别说和那时候的日本相比了。

于东京虎门琴平会馆五楼等松青木事务所门前

银座的商铺鳞次栉比，明亮的橱窗里展示的商品琳琅满目、晶莹剔透，就像要从里面流出来一样；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男士大部分都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提公文包或者小皮箱，女士则穿着各种样式的裙装，脚蹬高跟鞋，画着精致的妆容，匆匆赶路。这是我今生从未见到过的景象和人群，和我头脑中22年来对“繁华、富裕、漂亮、喧嚣”这些词汇的想象远远联系不在一起。闭上双眼，满脑子都是闪烁的灯光和匆匆走过的人影。

当车子停在我驻地楼下，他们带我走进给我安排的三室一厅且满屋都是华丽家具的房间时，我第一个反应竟然不是看看房间是什么样子，而是径直走进洗手间，趴在抽水马桶前大口呕吐起来。我心里清楚，这不是胃口不好，而是刚才一路的感官刺激对我心灵的冲击造成的生理反应。

四十年后，当我现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我相信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当时的心境和由此产生的生理反应，甚至可能还会认为我故弄玄虚。

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生活在类似的环境中，这样的景象对他们来说再自然不过了。而年纪稍长的人，也因为伴随着国家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对这些景象已经熟视无睹，习惯成自然。而唯有我，对四十年前的某一天突然经历的那种两重天的对比而产生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强烈反应记忆犹新，那样的感觉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有了。

安顿好了住处和生活，我开始了每天往返于驻地与事务所之间的上下班通勤。事务所的江越先生负责安排我的实习，他考虑到我大学是学习会计专业的，基础知识是有的，但要参与事务所对客户的审计工作，还要有大量的相关知识要学习，否则无从下手。比如日本的《商法》《证券交易法》，还有内部的《审计工作指引》等。事务所每天派一位会计师作为老师分别给我讲授不同的内容，同时也锻炼我的日语听力和表达能力。

日本人的精明在于他们非常清楚，我不仅仅是一个来实习的学生，我还是中国会计学会进而其背后是中国财政部派来的第一位交流人员，具有一定的半官方身份，他们要值此对中国会计学会和杨纪琬先生有所交代，同时也要借此机会提高他们事务所在日本同行业中的地位。因为大家都十分清楚，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即将腾飞的阶段，是未来的一个大市场，一定要保持和中国会计界的友好关系，以便将来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去。

在东京办公室

前三个月中，每天基本上给我安排半天的学习讲授，另外半天就是带我去拜会日本政经各界与中国友好的人士，他们给我印制的名片上的抬头就是“中国会计学会研修生”。短短的两三个月里，江越还有高桥先生等带着我拜会过众多社会名流，如日本首任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中日建交前一直从事民间外交的日中备忘录贸易日方首席代表冈琦嘉平太，众议院议员、前外相和代理首相伊东正义，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大久保任晴等。

这些前辈都是对华友好人士，一直强调和推动中日友好往来。加之那个时候去日本的中国人很少，中日关系又处在蜜月期，因此，对于我这个小字辈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都表现得非常热情友好，讲话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而我也不怯场，把阅读《北京周报》和《人民中国》时背下来的有关中日友好的句子一股脑地背了出来，也能应付得了场面。

说到等松青木事务所，进而说到日本商界，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当时在事务所里，每当来了其它公司的客人，向他们介绍我和中国的时候，或者在事务所内自己之间聊天，他们经常会说，现在的中国就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的日本，再过十几二十年，将会是一个不得了的国家，有时候还指着我说，他们是未来中国的エリ-ト（精英）。

当时，我只以为这是日本人的客气和恭维，不以为然。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再回头想想，我觉得这并非他们的客气和恭维，而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话。因为他们都是亲身经历过战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人，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联想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腾飞的促进而发出的感慨，他们要努力抓住机会，不能放弃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而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正逢其时，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成长，不仅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没有看错。

游览京都岚山在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

刚刚离开大学火热的生活圈子来到国外，住进了事务所给安排的高档公寓，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从驻地到公司，周围没有一个中国人，一个月里几乎没说过汉语。尽管我的日语水平突飞猛进，但我感到生活非常寂寞。

特别是出国前，有一位曾经到日本做过翻译工作的日语老师的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时刻心惊胆颤。他说你出去后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千万小心，可能会有台湾特务骚扰你。也许晚上会来敲门，推进来一个美女，然后借机敲诈你，让你提供国内情报。

我一个人住在公寓里，时刻想着这句话，听到电梯的动静或者楼道里有人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就会紧张。这样的生活让我有些难熬。

正好大学一位老师的女儿当时就在横滨国立大学公费留学，经与她电话联系，她告诉我在距离我的驻地很近的后乐园附近，有一个留学生宿舍楼叫后乐寮，可以去那里看看。于是一天下班我按图索骥来到了后乐寮，进去一看满是中国学生，和他们的交谈中得知在地铁两站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条件更好的亚洲文化会馆，住的都是亚洲各国的留学生，既然我是公司出钱租房，应该去那里更好。

于是，我又抽空去看了亚洲文化会馆，果然不错。虽然是每层楼一个公共卫生间和浴室，但每人一个大约12平米的房间，装潢精致，像酒店一样每天有人打扫卫生替换卧具，一楼大厅可以接待客人，可以读书看报，还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做饭；地下一层还有食堂，不愿做饭可以在食堂就餐，生活非常方便，我很满意。

在亚洲文化会馆门前

于是，我就向公司提出想换地方居住。江越先生感到很疑惑，为什么放着那么高档的公寓不住，非要去住条件差的留学生会馆呢？当然，我只能跟他说我太寂寞了，没敢跟他说出担心台湾特务那样现在看来非常滑稽可笑的事。他很理解和尊重我的意愿，于是就派人帮我搬了家。哪知道，搬家以后不寂寞了，随之而来的又有了新的烦恼。

留学生会馆中国人多，家长里短，国人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影响学习和休息就不多说了，还有更烦恼的事情呢。亚洲文化会馆住着大约一百多人，除了部分中国大陆学生和访问学者外，还有从台湾、韩国、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过来的留学生，各色人等。八十年代初，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时代的禁锢，还没有那么开放。特别是像我这代人，学生时代贯穿整个文革十年，仇恨教育的烙印很深，阶级斗争的弦绷的很紧，加之出国教育中反复强调的“敌情”，弄得我心里很紧张。

有一天晚上，我在楼下大厅喝茶看报纸，边上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看我在阅读《人民日报》，知道我是中国人，就用中文和我聊了起来。根据他的介绍，他是韩国一个大学研究汉语的教师，曾在台湾学习了几年汉语，汉语说的相当流利。他说之前接触的中国大陆人很少，对文革的事也是从港台的报纸和书中了解的，或者听台湾的同学说起，但那时候台湾几乎没有人到过大陆，对大陆文革运动也非亲身感受。

言谈中，他问了很多有关文革的事，其实也都是些家庭的遭遇和对文革的感受。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可谓家破人亡，因此我对于文革那样的民族灾难有着很深的感受和痛恨，给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混乱状况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文革中的怪相，他感觉很新鲜，听的也很认真。聊完天我就回到房间休息了。

半夜醒来，想起睡觉前和那个韩国老师的聊天，突然一身冷汗：我都说什么了？有没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他会不会是韩国或者台湾特务向我刺探情报的？我把文革那些不堪的事情告诉他，会不会让他利用这些来反华？越想越多，越想越离奇，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了。

随后的几天，这件事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悠，挥之不去。于是，又想着是否能再见到他，跟他说一些话往回找补？可能他是临时来日本的，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慢慢这件事也就淡忘了。

出差福冈，下班后与事务所同事于街头合影

初到日本的生活除了寂寞，也遇到一些有趣的事。那时候和国内的联系很不方便，国际长途电话费太贵，打不起，又不像现在有微信可以随时视频。那时候无论是和家里还是朋友，都只能通过写信交流，而信大约半个多月才能往返一次，这还要及时回复才能做到。

那时候，因为刚刚毕业，和大学同学的书信往来较多。1982年12月底，我接到了老班长水京安同学的来信，信中除了问候和介绍他刚刚上班的单位里的事情外，最后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最近国内文艺方面倒是有个新的小说挺轰动，看后感慨良久。比起为国捐躯之悲壮，失去战友之悲伤，战胜敌人之兴奋，个人生活中之恩怨、苦恼、伤感、踌躇大可视为过眼云烟，谈笑拂袖耳。此文名曰《高山下的花环》，载《十月》82年第六期，吾弟如有闲暇，可以浏览一下。”

我知道，中国大陆的期刊杂志，神保町的内山书店一定会有，但价格也会很贵，我肯定买不起。于是趁周末休息，我一早就来到内山书店，找到书架上的《十月》82年第六期，翻到那篇《高山下的花环》开始阅读。小说情节引人入胜，读到中午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出去买了一个汉堡包，回来一口气读完了。感觉还不过瘾，又读完了接下来的一篇《黑骏马》。

两篇小说读完，天色已黑，才乘地铁返回宿舍。不知道为什么，四十年后回想起当时在内山书店站着看了一天小说那一幕，感觉当时的我就像小说《红岩》中在书店工作，穿着一件蓝布大褂的学生特务郑克昌一样。

一天，我正在楼下公共厨房做饭，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问我：你还要多久做好，你做好了我要用煤气灶。我一听他的口音是地道的北京话，很是高兴，就说我也是北京人，于是两个人就站在那里攀谈起来。此人自我介绍：我叫张承志，是社科院民族所的，来日本进修。我就问：张承志？你写过小说吗？他说写过啊，我又问：你就是《黑骏马》的作者吧？他很高兴地说是啊，他可能想不到，他的小说刚刚发表，居然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北京小伙子就读了他的作品。

于是，我们俩很快成为了好朋友，晚上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节假日一起背上相机游览东京市容，相互拍照留念。他在日本写就的小说《北方的河》的手稿，还是我回国时帮他带回来交给《十月》编辑部发表的。我和他的联系持续了十多年，九十年代后才渐渐地断了联系。

出差大阪，在核电站工地

接下来聊聊在事务所的学习和工作、生活。

去日本之前，我对日本的了解基本上都是电影和书本上的，对一般日本人的印象就是严肃、呆板、冷漠、没人情味，总之印象不太好。出国前的外事教育也是把西方世界说的危险、混乱。初到日本给我的印象前面已经说过了，而对具体的日本人的接触和交流，我是从进入等松青木事务所开始的。

初来乍到，事务所的人，上到事务所负责人、资深合伙人、下到一般会计师、行政后勤人员，甚至前台接待小姐，个个都显得亲切自然。不仅是对我，就是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彬彬有礼。下层的工作人员见到那些高级管理人员会主动打招呼问好，而高级管理人员也会有礼貌地回应。我办公室边上就是打字室，有时候事务所领导过来送取文件，还和打印室的行政小姐开几句玩笑，没有任何架子。在事务所里，大家相互称“さん”，没听见过下级叫上级的职务官称，也没有听到叫“先生”的，感觉他们之间很平等。

前面说过，前三个月里，事务所给我安排的都是半天或者全天学习，每一两天就有一位合伙人或者有专长的会计师来我的办公室给我上课，从商法到证券交易法，从审计指引到专业技巧，从战后经济体制的调整到二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影响，还有日本公认会计师制度的发展状况等等，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他们是希望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日本与经济、会计、审计相关的知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些事务所的同事讲解认真，对很多我不懂的和理解不了的知识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地说明。因为很多西方经济学或者会计学中的知识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学习过，相当多的经济学和会计学概念我都不懂，这给讲课增加了难度，但没有一位主讲者流露出不快之意。相反，中午休息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还因为我是初来乍到的实习生，很多人都出于客气和礼貌帮我买单，不要我出钱，尽管吃的都是定食或者面条，但我感觉到了他们的热情。

出差奈良

日本的白领阶层大多下班后不回家，而是三五结队去吃饭喝酒，以放松一天紧张和疲惫的身心。开始我是下班就走，慢慢和所里的人熟悉以后，他们也邀请我一起出去吃饭喝酒，这里有一般的会计师，也有合伙人级别的。另外后面实习时，很多时间都是在外地出差，去企业查账，晚上住酒店，就更要出去一起吃饭了。日本人出去一起吃饭都是实行AA制，可能是因为我是中国实习生，也可能是他们知道我的补贴不多，一般这个时候，无论是合伙人还是一般的会计师，大家都不让我出钱，把我的份额均摊给大家，对我非常照顾。

日本人平时努力工作，业余时间相互之间很少走动，除了下班大家经常一起吃饭喝酒，鲜有在办公室里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更少有背后议论这个那个。我非常喜欢事务所里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际关系，轻松不费脑子，更不会生出是非。

对于我的实习安排，开始两三个月主要是在所里学习，没有去企业查账，我还挺有意见，也写信和国内的老师同学抱怨过，感觉日本人好像不愿意让我了解太多的实务。现在回头想想，当时我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只是学了些会计的皮毛，况且当年中国的会计教学内容和世界会计学发展脱节严重，我们学习的还是苏联版本的会计学老的那一套，我所掌握的那些有限的知识的确无法适应日本现代企业会计实务。他们安排我先期用一定的时间了解西方经济、会计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完全必要的。

三个月后进入实习阶段，负责教育培训的合伙人山口先生和直接负责我生活安排的江越先生费了很多心思。一方面，他们希望我按部就班地由简单到复杂，参与审计的各个环节，比如银行存款确认，现金、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点，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应付账款和银行贷款的确认，营业收入和费用的抽查等；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借着去客户做审计的机会，让我到日本各地去看看，了解一下东京以外的日本。

这就需要他们与负责不同的审计小组的合伙人及经理协商，既不能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又要尽可能满足我对业务的了解及参与，同时还要考虑到相应企业在日本各地区的分布。后面的大半年时间，我跟随不同的小组，先后去了大阪、京都、神户、奈良、名古屋、仙台、长崎、福冈、北九州、熊本、佐贺、新泻、福井等很多地方，实习了审计过程中不同的工作环节，也参观和体验了日本不同地方的美景及风土人情，收获很大。对他们的精心安排我心里充满感激。

出差名古屋，在客户与企业管理人员一起

等松青木事务所这段生活，不仅让我体会到日本公司同事间平等、友善、轻松的氛围，也让我感受到日本人工作的认真严谨。举几个小例子：

一年中，事务所安排了我很多次去不同的企业参观。事先都会发给我一个接待单位给的日程安排，上面列清几点到达，几点到几点介绍企业情况，由谁负责；几点到几点参观什么，由谁负责；几点午饭，几点到几点再参观什么，由谁负责；几点结束等等。开始我以为参观者可能是一个团体，没想到到场才知道参观者只有我一人，而且安排的内容和时间几乎一点不差，甚至时间是以五分钟来计的，非常严谨。

新职员入职事务所，都是和我年纪差不多大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公司照例给他们进行业务培训，要求我也一起参加学习，通知上写着某日上午十点在五楼会议室开会。我提前七八分钟来到会议室，见会议室空无一人，我以为记错了开会地点，就返回八楼自己的办公室查看通知，原来并没有看错，待我差两分钟再次来到五楼会议室的时候，已经坐满了来学习的年轻人，我已经算最后进去的几位了。一年中，这样守时的情况几乎是公司开会的常态。

与高桥厚夫先生一起在东京机场迎接第二批赴日实习生乌丹东、沈中民

我刚到日本不久的一天，江越先生带我去东京晴海国际展览中心去看一个展览。看展览的时候，也是为了锻炼日语，我在一个柜台问了参展厂家职员一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对方说不太了解，他回去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资料。这事我自己也没当回事，出来就忘记了。没想到几天后接到了电话，对方说他是某某厂家的，那天在展览会上我问的问题他找到了资料，现在解释给我听，如果需要，他会按照我名片上的地址邮寄给我。我听后很是吃惊，其实当时我只是随便问问，可人家却当成一个事情认真对待。一年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使我不能不钦佩日本人做事认真，对待服务对象真诚负责的态度。

和事务所的年轻同事熟悉了，大家会在晚上下班一起吃饭喝酒或者出差的时候东拉西扯地聊天，我发觉那时候日本的青年白领之间所聊的东西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之外，大多是运动、高尔夫、音乐、旅游这些修身养性的内容，几乎都不涉及政治，似乎他们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对于时政一点都不关心。

有一次出差去北九州，晚上在酒店里，我和一位叫向川的年轻会计师聊天，他问了很多中国的情况，还问我知不知道中共党内毛泽东和王明当年的斗争，我感到很吃惊，他居然知道这些历史。他告诉我，他喜欢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但他又告诉我，像他这样的日本青年人太少了，很多人你问他现在的首相是谁他未必能回答出来。这是我在事务所工作一年里，唯一一次有一个日本人和我聊起涉及政治的话题。

尽管日本从政治经济上说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可能都是东方人的缘故，中日两国文化、习俗相近，和日本人交往要比与欧美人交往容易很多。和他们深入交往后，感觉到日本人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傲慢与冷漠，相反待人还是很真诚热情的。

事务所那些年长的合伙人，看到我年纪轻轻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知道我比较寂寞，我又是他们所里来的第一位中国人，因此对我格外关照。

在高桥厚夫先生家做客

元旦是日本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1983年元旦，东京事务所总经理高桥厚夫先生热情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我抵达时，高桥先生亲自到地铁站去接我，高桥太太和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出来欢迎我，吃过晚饭，全家陪着我去神社参加新年祭拜，让我感受日本的节日氛围。

资深合伙人关明治先生也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并吩咐儿子把我从进门到在家里交谈、在院子里观赏，直至去酒店吃饭都拍成录像，然后将录像带送给我做留念，直到现在我依然保留着这个珍贵的纪念录像带。

去京都实习时，京都事务所的合伙人中辻捻先生为了让我体验真正的日本人家庭生活，没有让我去住酒店，而是带着我来到他的家中，并让他太太下厨做普通家庭吃的料理让我品尝。晚上还亲自帮我在澡盆里放水，让我泡澡。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中辻太太已经做好了花样繁多的日本早餐请我品尝，让我真正体会了一把日本家庭生活。

这些老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让我身在异国他乡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在中辻捻先生家体验日本家居生活

在我回国前夕，事务所专门为我举办了欢送会，事务所有数十人参加，高桥先生代表事务所还给我赠送了纪念品。有意思的是平时和我在同一楼层办公的行政部门的七八位小姐，还专门请我去了一次酒吧喝酒吃饭，她们几个还一起送给我一只金笔作为纪念。这些都让我感到其实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也是热情好客的。

在日本生活一年，我喜欢上了日本的歌曲，有朋友送给我一盘日本歌曲的录音带，其中有我最喜欢的《星光下的华尔兹》，每天回到宿舍，无论是吃饭、看书还是睡前，我都要翻来覆去听这盘带子，慢慢养成了条件反射，听到这些歌曲，就仿佛回到了东京，回到了亚洲文化会馆的小房间。

时光荏苒，将近四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可日本生活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常常浮现在眼前。就在这篇小文即将收笔的时候，电脑里存着的《星光下的华尔兹》再度响起——

别れることはつらいけど

仕方がないんだ君のため

别れに星影のワルツをうたおう

冷たい心じゃないんだよ

冷たい心じゃないんだよ

今でも好きだ死ぬほどに

一绪になれる幸せを

二人で梦见たほほえんだ

别れに星影のワルツをうたおう

あんなに爱した仲なのに

あんなに爱した仲なのに

涙がにじむ夜の窓

さよならなんてどうしても

いえないだろうな泣くだろうな

别れに星影のワルツをうたおう

远くで祈ろう幸せを

远くで祈ろう幸せを

今夜も星が降るようだ。

告别东京返回北京

张河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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